相比之下，他对其他文明的法律的分析，则因局限于其历史时期对非西方文明比较有限的知识，并不具有其对西方法律同等的洞察力。

司法的独立与中立原则要求把司法与社会、法律与某种案外需求相对隔离开来。三度论常常在司法过程中简化为二元论:作为平等的正义是重要价值,也是司法的重要价值,但通常在个案司法中不会直接用正义进行考量。

如果把遵循规则看成司法的理想主义目标,那么可以把结果视为司法现实主义,司法理想主义与司法现实主义正是规则主义与结果主义的翻版。三对基本关系作为司法哲学的基本范畴,普遍适用于各国司法,同样也适用于中国。法的安定性需要法律的实证性,如果不能明确认定什么是公正,那就必须明确规定什么是正确的。关 键 词:规则/事实/司法哲学/形式正义/实质正义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211第三期建设项目转型期国家司法哲学、制度与技术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司法公信力的法理要素与指标体系研究、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基本构成的最终成果之一。比如,如何处理司法职业主义与司法大众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的关系。

在这些不同的司法观中,有的是相互排斥的,却都在这个时期共同存在。此外,还有一些是现实中存在的、没有被概括出来的,诸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公平观,司法正义观中的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关系如何处理?诉讼主义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民事诉讼中的抗辩主义、协商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关系,刑事案件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罪刑法定主义与宽严相济的关系,行政诉讼中司法审查管辖范围的严与宽的关系,司法依据上如何处理国家法与私域习惯和公域软法(12)的关系,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率的关系,等等。本文认为，为了推动产学研的无缝连接，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我国应当一方面尽可能地鼓励公私协力——鼓励企业自身参与到技术研发过程当中。

[42]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智能制造要想成功地实现物联网，接口的非抵触性应当是必不可少的。该科技转移中心圈在协助公权力部门之研发商业化中占有着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关于标准化的主要规制却是主要通过1988年颁布的《标准化法》以及1990年发布的《标准化实施条例》。

如此，方能为智能制造的实现扫清障碍， （七）劳动法改革 智能化生产给中小企业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他们可以凭借专业人才与大型企业竞争，进而迅速崛起。无独有偶，德国司法部长也认为, 不应该仓促出台法律以规范工业4.0的发展，因为未来尚未清晰，人们不应僵化发展路径或者阻碍发展进程。

在21世纪，中国必须崛起。但是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则难以探知。然而，如何建构出一套有效的制度以解决智能制造中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安大略信息和隐私委员会也提出了通过设计保护隐私的七大原则，例如隐私保护必须是默认设置，具备可视性和透明性，尊重用户隐私等等。

同样是自由放任主义却缔造了大英帝国百年的繁荣，看不见的手成功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即使是在强调封闭的法律体系的德国，法学家们也没有自大到认为通过法学家内部的几次会议就能应对工业4.0的挑战。[33]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智能制造要求劳动者具备复合型知识背景的现实也对目前的劳动力资源提出了新的挑战——劳动者可能因为不符合技术要求而大量下岗。[11]因此，本文认为，在对未来发展脉象尚未清晰的情况下，不宜过早地修法或出台新法，以免桎梏了工业的发展。

同时，法学界也应当积极面对新的挑战，研究智能制造可能带来的法律问题：企业和个人数据保护问题、法律责任分担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规范平台以防止数据垄断问题、《标准化法》修改问题、劳动法改革问题以及调整既有民法制度等问题。[12]《中国制造2025》需要上述软硬件互相配合方能实现，缺一不可。

例如，欧盟就创设了以产业为导向的欧洲技术平台(European Technology Platforms。只有及时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才能使得产学研无缝链接，而科技成果也能尽快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且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在珍妮纺纱机时代自由放任是最好地调整生产关系的法律政策。真正奇妙的是时代——所以因时制宜十分重要。（3）对企业数据财产权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调研和法律论证。在此前提下，可以考虑政策试验先行、法律巩固后进的策略，初期首先借助于政策的手段，集中力量试验性地推动和调整智能制造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比较各种规制手段的绩效，确定法律手段的适用疆界。其次，欧盟认为应当出台区域性策略，如欧盟2014年至2020年结构基金（Structural Funds 2014-2020），欧盟区域发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对不同区域的欧洲企业有侧重、有倾斜地提供资金支持，以此促进全欧的制造业智能化。

战后，丘吉尔也只能遗憾的表示：这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不必要战争。这从我国财政部副部长兼任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即可见一斑。

其次，智能制造是对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切忌忽视和智能制造领域的中小企业的合作。

为了实现我国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我国政府也必须有所作为。毕竟，政府政策的立法程序没有制定法那么严格，这使其可以迅速地填补法律漏洞，以捍卫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等重要利益。

矛盾的是，工业4.0时代中的企业数据将更多的是在自愿的情况下被主动授权给他人使用的。[45]法律知识规范事物的一种选择，且有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2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还特别重视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法律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其往往难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除此之外，《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也明确指出了为了推动智能制造，应当研究制定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然而，鉴于政策本身的宽泛性，这使得通过政策很难建构出一套统一的、细致的规则框架。

二、我国智能制造应有的促进政策 为了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进行，我国已经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亲自挂帅的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发展全局，重点审批决策。但理论却又是必不可少的。

当末端企业以自身无过错为由提起抗辩时，此时应当如何维护其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也许产品责任（无过错责任）是一种选择。具体而言，应当首先通过有效政策体制运行，发挥政府引导，推进公私结合，整合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心、大学研究所以及先进企业的研发部门，打造统一的研发平台，提供良好的产学研基础设施与环境，以此有效地解决产业界和学术界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相较于数据泄露或被滥用后的法律追责而言，技术手段使得个人数据的收集严格受到限制。进入 龙卫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智能制造 法律挑战 。而员工不能胜任工作甚至不能较好地完成工作就可能被辞退。五、结论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被大危机证明只是一种一厢情愿。

一言以蔽之，市场失灵使得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政策是可以起到类似于法律的作用的。

相反，他认为应该首先借助既有的法律制度，部分进行调整——如数据保护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以回应工业4.0的规范需求。[37]在产业转型的情况下，恐怕会有大量的员工不能符合劳动能力要求，此时是否即允许企业将之解聘？在转型期应当如何处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对新技术的采用不应当被分配以高额的赔偿风险，进而阻碍了其发展。恰恰相反，德国大力鼓励、支持不同行业之间频繁跨界，使得彼此都能了解对方的逻辑体系或利益诉求。